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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确,这些名号,很“雅”,可似乎和我们都隔着些距离。
唯有一个名号,能瞬间把这位“谪仙人”拽下凡间,拉到你的餐桌旁。
“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,如果不能,那就两顿。”
仅以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就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,擢为进士。
所有人都争相传阅他的诗词、文章,就连当朝的曹太后,也成了他的忠实粉丝。
但命运诡谲,没有任何征兆,悄然带着苏轼驶向了人生的最低谷。
宋神宗即位后,重用以王安石为首的“新法派”,进行改革。
初衷是好的,但由于操之过急,底层百姓不免牵扯其中,叫苦不迭。
欧阳修、苏轼在内的保守党于心不忍,纷纷上书反对新法。
还好,宋朝有“不杀士大夫”的规定,苏轼这才成功躲过了死劫。
一道诏书,苏轼被贬黄州,担任了毫无实权的团练副使一职。
极为艰苦的条件,让苏轼抑郁寡欢,挥笔写下《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:
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,缥缈孤鸿影。
惊起却回头,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
所幸,苏轼善于“自我调节”的这一特质,在这种境遇下被激发了出来。
面对人生突然的急流变化,他逐渐在汪洋中找到了自己的航向。
又因荒地位于东坡,他便给自己封了个号——东坡居士。
后来,又因为“经费”不足,他亲自用脚步丈量了一张“美食地图”:
净洗铛,少著水,柴头罨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,火候足时他自美。
洗干净锅炉,放少许清水,燃起柴木与杂草,再用不冒火苗的虚火炖煮猪肉。
而贫困窘迫的苏轼,却能就地取材,依靠着对生活的热爱,愣是把猪肉端上了饭桌,吃得津津有味。
至此,“东坡肉”在中华菜谱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而此时的苏轼,也全然没有了刚来黄州时的自叹自抑,而是在平淡日常中找到了自己的寄托:
“自笑平生为口忙,老来事业转荒唐。长江绕郭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。
逐客不妨员外置,诗人例作水曹郎。只惭无补丝毫事,尚费官家压酒囊。”
在动荡的人生中,用心装点着自己的精神世界,恣意潇洒。
1085年,宋哲宗即位,辅佐的高太后重新启用旧党。
北宋时期的惠州,俗称“瘴气之乡”,是出了名的“鬼门关”。
幸运的是,惠州当地的官员很仰慕苏轼,为他尽力安排好住所。
苏轼这才慢慢安定下来,再次开启了自己的“吃货之旅”。
一直陪伴苏轼左右的爱妾王朝云,在惠州一度感染瘟疫,最后因缺医少药,不治身亡。
一时间,病痛、丧妾、贫穷三座大山,一起压在了苏轼身上。
即使再艰难的处境,他都能从中寻到支撑自己走下去的光亮。
先用刀在羊骨关节处小心切开成段,烧水煮熟后捞出,加入黄酒腌制后,放入铁锅中烘烤。
待羊骨微焦呈现金黄色,伴着油滋滋作响时,抓起一撮盐洒在骨上,屋内顿时香气四溢。
自此,每逢心情沮丧时,他便动手给自己做一道羊蝎子,借以抚慰自己。
一次偶然,苏轼还请来邻居一同品鉴这道美食,谁知邻居吃后惊喜不已,逢人便夸。
羊骨也从无人问津的边角料,变成了众人追捧的“人间至味”。
也是丧气消沉和重振旗鼓间,为自己留下的一方喘息的天地。
这是苏轼被贬儋州时期,写给儿子苏过的家书《献蚝帖》。
里面详细描述了他制作生蚝的方法,还有一句幽默的告诫:
恐北方君子闻之,争欲为东坡所为,求谪海南,分我此美也。
大意是说,自己发现了海南的美食,担心北方的士大夫知道了,会跑来海南和他争抢!
这其中除了些苦中作乐的自嘲,还有让家里人放心的宽慰:
“你看,我都吃得这么开心了,过得也没有特别差嘛,你们可以放心了。”
苏轼就是这样,总是以积极的态度,去化解人生中的种种困境。
其实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,流放儋州,在当时仅比满门抄斩轻一等。
因为儋州不仅孤悬海外,还疟疾流行,是比黄州、惠州更为艰苦的地方。
用苏轼的原话来说,就是“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出无友,冬无炭,夏无寒泉”。
而此时的苏轼,也已年过花甲,早已做好了“无复生还之望”的准备。
在找到了合适的烹饪方法后,他欣喜若狂,连夜写了《献蚝帖》给老家的儿子。
剖之,得数升,肉与浆入水,与酒并煮,食之甚美,未始有也。
将生蚝肉带着浆液放入水中,和酒一起煮熟,简简单单就能拥有一道美食。
把个头大的生蚝挑出来炙烤,鲜美程度甚至超过了水煮的方式。
另外,为了防止疟疾,他还亲自采摘草药,配成药物,为当地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,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。
却因常年营养不良,体内有“积年瘴毒”,最终病逝于常州。
回顾人生最后的岁月,苏轼依旧保存着心里的莹莹烛火,照亮着前方的路。
把生存变成了“生活”,把眼下的苟且变成了诗和远方。
但从巅峰跌落谷底,又有多少人能稳住心态,选择在黑夜中独自起舞呢?
自己有着选择的自由,有着主动去建构世间温暖和美好的自由。
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,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。
苏轼最大的魅力,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,而是超出环境,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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